不久前，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杀医血案。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的杨文医生，以极其残忍的方式，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凶手是医院的一名95岁患者的小儿子，55岁的孙文斌。关于患者和其亲属的身份，曾引起广泛讨论。据可靠资料揭露，孙文斌离异，无业，与母亲同住。
孙文斌的母亲，是一名超转人员。所谓超转人员，是指国家建设征地农民户转为居民户的原农村劳动力中，年龄超过转工安置年限的人员。户口在北京的超转人员，享受城镇退休老人医疗报销比例待遇，每月都有政府的生活补助费，另外还有村委会发的股份收入，老龄收入。但一旦超转人员去世，这些收入将不复存在。
换言之，95岁的老母亲，对孙文斌来说，是他的经济来源，是他生活费用的主要支撑。然而，在母亲病危住院时，他和他的三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是如何护理的呢？“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，仅要求输点液。”
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，并伴有心衰、心肌损伤，仅仅输液就能让病情好转？但他不愿多花一分钱，只关心如何继续领取母亲的生活补助。他对自己的母亲都如此凉薄，会尊重医生的生命吗？答案不言而喻。
凶手被捕后，他的家人更是变本加厉，逼迫杨文医生的母亲签谅解书，还对医院提出各种无理要求。他们似乎认为，弟弟杀人偿命是他的事，但母亲的钱，他们还要继续领取。
试想95岁高龄的老人家，身患各种重病，躺在病床上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如果她知道子女在救治她时不肯多花一点费用，但为了能继续拿到自己的生活补助，却可以持刀杀人，不知她对“养儿防老”有何感想？
我认识一位在三甲医院当护士长的大姐，她在医院第一线工作数十年，看尽了人间百态。她曾和我谈起一个患者的故事，这位患者60岁左右，消化系统梗阻非常严重，无法排泄，也无法进食，只能通过手术缓解。患者的两个儿子来到医院，看似财大气粗，但一听医生说手术费用是当时普通人两年的平均工资，便立刻决定放弃治疗。医生说不做手术的话，病人就无法医治了。那就立刻出院好了。两个儿子签字要求出院，并找来一副简易担架，要把病人带走。尽管患者已经极度虚弱，却始终保持沉默，但泪水不停地往下流。在所有抢救他的医生护士面前，被抬上车，拉走了。不能进食，不能排泄，在家里当然也不方便输（营养）液。病人是如何痛苦万状地死去，可想而知。
在我国，“养儿防老”，“多子多福”的观念根深蒂固。但在工业社会，以及今后的信息社会，这一套已经过时，不仅在实际中已经行不通，甚至会起到反作用。
首先，社会发展科技进步，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显著提高。人的寿命越长，需要后代赡养的时段也越长，后代需要赡养的长辈也越多。这赡养成本，一般人难以承担。
其次，社会竞争已经从体力竞争，进步到脑力竞争。如果只是盲目繁殖，而不能为后代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，那么后代往往只能从事低端工作，获得低收入，连维持自身的生活都艰难，又如何反哺父母？
况且，如果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，把下一代当成自己的养老产品，把生儿育女当成弥补家庭裂痕，打发无聊空虚，或者人生不得不走的程序，那么，孩子也会同样把父母当成谋利和盘算得失的对象。这叫因果循环。
在这种相互算计的情况下，上一代在失去劳动力后，无论能不能为子女提供其他利益，都会落入悲惨的境地。比如杀医案中的患者，虽然生了四儿一女，但都是低收入群体，让她活着只为了领她的生活补助费，但不能，也不愿为她提供更好的医疗。她活了95岁，身体状况已经是物理性衰竭，但子女为了她的剩余价值，就算杀人，也不愿意让她安然离开人间。
而护士长大姐说的那个患者，才60岁左右，但他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不能再带来利益，就不愿支付他们完全支付得起的手术费，放弃治疗，等于把他变相杀害。
现在国家放开生育，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人口红利。其实这还是按农耕社会的思维在考虑未来。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，在信息时代，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式微，机器和电脑可以最大限度地代替人工，需要的体力劳动者数量，不会增加只会减少。而人的脑力运转效率，其实并不受年龄和体力限制。
随着人的寿命延长，人类消费的重点，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这类基本需求，而会转到更高端（也更昂贵）的养老、医疗、保健、抗衰老等领域。
而普通人，在这样的趋势面前，更不能把自己的老年生活，寄托在后代身上。除了国家和社会的养老制度，能提供最基本的兜底保障，想让老年生活安稳有质量，就要看你在物质金钱上和社会地位上，所获得的成绩。如果你不努力提高自己的人生含金量，也不考虑自己能否为后代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，就早婚早育生二胎，以为还能靠无脑繁殖，就能老有所依的话，这样的人，会发现，养儿真的防老。因为，你活不到老。
最好的结局可能是，当你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时，你的儿女们迅速商量好了解决方案。“氧气管子拔不？”“拔吧。”
